當前位置首頁 > 新聞> 正文

宋子文:黨國金融家

宋子文與同事的確試圖為中國打造一套統一的、現代的經濟制度。但在蔣介石看來,他更需要的不是一個中國的漢密爾頓,而且一個予取予求的軍需官。

抗戰爆發不久,由于軍費驟增,國民政府面臨沉重的財政壓力。為緩解壓力,國民政府于8月份決定發行救國公債5億元。這5億元對于抗戰初期的中國來說,只是杯水車薪,但卻成為檢驗民間抗戰信心的風向標,而這個艱巨的任務,落在宋子文的身上。

無力回天

對于一個沒有穩定財政收入來源,且又經常陷入內外紛爭的前現代國度而言,最大的支出幾乎永遠是軍費,而最

應急的出處一向是公債?!秳蛑腥A民國史》這樣寫到:在1928年到1937年,中國年支出的40%-48%用于軍事目的。軍事撥款加上公債和賠款的還本付息,占每年總支出的67%-85%。

宋子文:黨國金融家

在被軍費重壓搞得焦頭爛額以前,擁有哥大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宋子文就認識到建立現代財政體系的重要性,從廣州政府時代起便已著手進行財政改革試驗。后來,隨著北伐的進展, “這個瘦高個、態度生硬、表情嚴肅而又聰慧的革命者--宋子文,把他的財政改革推行到每一個占領的城市。他成了中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薄稌r代》周刊描述說。

《時代》的說法顯然言過其實。宋子文從來未能將改革推行到每一個占領的城市。終南京政府22年統治,能從各方面進行有效治理的從來只有長江中下游數省。同樣,宋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華盛頓從來不會干涉漢密爾頓的財政大計,漢密爾頓和他的頭號對手杰弗遜之間的紛爭歸根結底是州權為主的農業立國主義與聯邦財稅體系下的工商立國主義之間的路線之爭,其間并無個人的私利在里面。

而蔣介石從來沒有全心全意支持過宋的財政改革,取舍的主要標準是改革是否符合蔣的政治目標:比如鏟除政治異己。與此同時,那些慣于把持一方財政的地方實力派,更是對宋的改革陽奉陰違,虛與委蛇。

在1928年7月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上,宋子文詳細闡述了統一財政的主張,強調財政統一是立國之本:“蓋庶政非財莫舉,如財政不能統一,則其他庶政,更無統一可期?!贝舜螘h共審查修正通過138個提案,如《統一財政案》、《整理財政大綱》、《統一全國鹽稅收入案》、《統一關務用人行政及稅款收入案》等,涉及財政統一的方方面面,可謂詳盡。

在接下來的建立預算制度、裁撤厘金、明確稅種等方面,宋子文也都主持擬定了詳盡的方案,如《劃分國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標準案》、《預算章程》、《辦理預算收支分類標準》等。

宋子文:黨國金融家

然而形格勢禁,這些符合現代財政治理精神的方案并未帶來宋子文預期中的成效?!秳蛑腥A民國史》精辟地指出:“的確,政府曾進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統一的、現代的經濟制度的基礎??上У氖?,這些改革僅部分奏效,因為――如國民黨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樣――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間常常有很大的距離?!?

導致這種距離產生的主因是徒有其表的統一下的地方割據。這個自清末以來的中國政治癌癥在南京政府治下依然沒有得到根治的跡象。不甘就范的新軍閥們隨時準備為維護自己事實上的獨立而大打出手,宋為確立各省預算而建議實行的裁軍計劃,就導致了1930年的中原大戰。

即使在那之后,暫時有所收斂的地方實力派們依然設法對抗財政改革。例如俗稱買路錢的厘金被廢除了,但各省政府往往很方便的用“特種消費稅”或其他各種委婉的名目取代它。而作為政治妥協的象征,占財稅大頭的田賦被當作地方稅種留給了各省,按《劍橋中華民國史》的說法是“南京政府對政治現實的承認,意味著為了換取各省軟弱的支持,中央政府放棄了對創造國民總產值65%的農業部門的財政權力?!?

而蔣介石本人也對財政改革的“半拉子”工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能夠以確立預算之名迫使地方派系裁軍削減軍費的時候,蔣對宋的支持是高調的,而當宋的謹慎型財政無法滿足他對軍費的胃口,甚至令他感到被束縛手腳的時候,宋之被冷遇乃至被排擠就在所難免了。

1933年4月,蔣公然另起爐灶,把鄂豫皖三省“剿總”內部的農村金融救濟處改組為鄂豫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歸自己指揮,以便繞開宋子文直接籌措軍費--相對于一個雷厲風行的中國漢密爾頓,蔣更需要的是一個予取予求的軍需官,一個他個人的銀行家。

種種妥協和掣肘造成了如下結果:地域上來說,中央政府的稅基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長江流域南京政權能夠實際控制的省份;從工業部門來說,則集中在新興的制造和貿易部門,它們的集聚地恰好也都在沿海和長江流域。

歷史將很快證明這種財稅基礎的脆弱性:抗戰初期這些地域的淪陷,令國民政府迅速陷入了災難性的財政危機中,只能靠大發戰爭公債和濫發法幣來左支右絀,直至1949年,也沒有從根本上翻過身來。

改革在困境中進行

《大公報》在1936年12月份的一篇社論中寫道:“在最近幾個月內,國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復生了?!薄秳蛑腥A民國史》將民眾這一新的樂觀情緒主要歸因于“兩廣事變”的平息--作為公然反對南京統治的最后兩個省,兩廣的失敗令國家的統一感空前增強--和由宋子文、孔祥熙聯手打造的幣制改革成功所帶來的不期而至的經濟復蘇。

1935年的幣制改革的核心是放棄因白銀大量外流而難以維系的銀本位,改為管理通貨。改革的成功令法幣的地位得以確立,南京政府突然發現只要能夠維護法幣對外匯價的穩定,自己可以增加鈔票--從1935年11月到1936年底,法幣的發行額從42700萬元增至1242879萬元--以滿足財政需求,而不致引起大的波動。

一種良性的通貨膨脹作為副產品出現了。到1937年中期,農產品的價格恢復到了1931年的水平,其時又適逢農業近20年來最大的豐收,雙喜臨門的農村迎來了多年不遇的景氣?!秳蛑腥A民國史》描述當時的狀況說:“隨著農村的相對繁榮,農民開始購買1931年以來從不敢企望的工業品。這對城市經濟也是一個新的刺激?!?

考慮到凱默勒委員會曾在1928年認定中國的貨幣制度“無疑是最糟的通貨,為人和重要國家所僅見”,1935法幣的成功發行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奇跡。在這數年間的幣制改革路線圖上,從廢兩改元到整理紙幣,再到統一紙幣發行權,到最后確立法幣,每一個節點上都閃現著宋的身影。

兩元并行堪稱最具中國特色的貨幣現象。清王朝解體,民國成立經年,但由于軍閥各立山頭,導致各地鑄幣成色重量參差不齊,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竟仍需要將現代意義上的鑄幣換算成封建農業時代的銀兩才能彼此對接,充滿諷刺意味。宋子文主導的廢兩改元,實際上一舉廢除了銀兩和舊銀元,使統一的銀鑄幣大量進入流通領域,從而為紙幣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宋出任財政部長之初,國內有紙幣發行權的銀行數不勝數,統一紙幣發行權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為解決此問題,宋子文沒有一刀切地取消相關銀行的紙幣發行權,而是采取了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問題解決的路徑。

增量方面,公布實行《中央銀行條例》,確立中央銀行的紙幣發行權,對于新開設的銀行,則規定一律不得發行紙幣;存量方面,對于已有發行權的銀行設立種種限制,達不到條件者則收回發行權。宋自述其思路為:“俟稍假時日,中央銀行普及全國以后,中央紙幣即可到處通行,而各銀行之紙幣自當漸次減少,然后再限令各發行銀行分期自行收回,撤消其發行權?!迸c廢兩改元一樣,此次改革宋子文也想來個“一箭雙雕”:統一發行權與整理紙幣一次完成。

在宋子文的主導下,中央銀行作為國家銀行的地位已基本確立,不過,面對實力強大的民間商業銀行,南京政府尚未取得完全優勢。據史料記載:在總經理張嘉(王敖)主持下的中國銀行,當時無論在存放款額上還是在紙幣發行額上,始終高于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

如何收服乃至控制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為首的民間銀行,被南京政府視為實施金融統制的關鍵。在這一點上,蔣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達成了高度共識。1935年3月底,在蔣介石授意下,時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出面訓令中國銀行進行股改,增加政府股份至50%,并由宋子文擔任董事長。不久,交通銀行也“順利”官化,與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由蔣介石打造的鄂豫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轉化而來的中國農民銀行一起成為四大政府銀行。

中國銀行業的官僚資本化就此拉開大幕,《劍橋中華民國史》指出:1935年南京政府擁有10家現代銀行(包括四大政府銀行)資本額的4/5,其他主要的私人銀行,也都在四大政府銀行控制或影響之下。

銀行業財源的集中,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接下來的法幣改革的成功,以及抗戰期間戰爭公債的順利認購和四聯總處(中國、中央、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的平穩運作。然而,缺少民間銀行掣肘和獨立部門監控,也為四大銀行日后濫行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永遠的戰時勸募者

1937年的宋子文,在離開國民黨權力中樞幾年后,因抗戰的爆發重新活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舞臺,主持了旨在彌補國民黨軍政開支缺口的救國公債的發行,并積極參與了以四聯總處的成立為標志的戰時金融體系的籌建工作。

宋子文:黨國金融家

對于宋子文的理財能力,感受最深者當屬蔣介石。美國《時代》周刊曾這樣描述二人的關系:“孫博士逝世后,蔣介石成為國民黨革命的領袖。在他從廣州北上進行舉世聞名的北伐過程中,這個年輕將領的身邊始終伴隨著他的年輕的理財專家?!?

雖然此時蔣介石尚不欲宋子文重返權力中心,但考慮到宋子文的影響與專長,加之財政部長孔祥熙訪歐未歸,遂讓宋子文主持救國公債的勸募工作。

宋的勸募工作雷厲風行,卓然有成。他首先成立了一個名為救國公債勸募總會的全國性勸募機構,以此為平臺,將社會賢達和政商兩界的實力人士“一網打盡”,盡數封為總會的常務委員。隨便拈出若干名頭,便不難想見常委陣容的一時之盛:宋慶齡、孫科、何東、張伯苓、顧維鈞、俞鴻鈞、杜月笙……。他們成為勸募總會最好的名片,起到了極佳的宣傳動員效果。這些人的加盟,充分展現了宋子文的人脈與號召力。

宋子文:黨國金融家

除了借助關系網外,宋子文還充分發揮自身及旗下金融機構的力量,先行一步,做認購公債的“領頭羊”。宋本人認購了5萬元,恰好是公債總額的萬分之一,巧妙譬喻了集萬眾之力的意味。宋為董事長的中國銀行認購了1000萬元,宋旗下的其他金融機構和公司如中國保險公司和揚子電氣公司等也分別認購了總額達1000萬元的公債。

宋系銀團珠玉在前,其他金融機構也紛紛跟進,如中央銀行系統認購總額也達2000萬元,交通銀行達500萬元。加之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的熱捧,從1937年9月1日到10月1日,僅一月之內,救國公債已售出2.4億元,將近總額一半。

以發債方式籌措軍費對于宋子文來說實乃輕車熟路,經驗非自抗戰始。在1928年初重新出任財政部長后,宋面臨的首要急務就是為準備繼續北伐而又囊中幾乎空無一物的南京政府籌集軍費――宋后來在《國民政府財政部最近三個月》中回顧說:“迨子文就職,正值軍事進展,餉需之繁,什倍于昔?!?

自那時開始,此類債券的大部分被銀行持有――以1936年2月的情形為例,銀行共持有2/3未償還債券。這樣的銀政合作,按《劍橋中華民國史》的說法就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年中,中國確曾有過發展現代銀行系統,但卻被歪曲成為向總是欠債的政府籌措資金的工具?!?

換言之,私營生產和貿易部門所需的資金被無可避免的擠占了?;仡^來看,正是由于由銀行業集中帶來的官僚化運作和國家資本對經濟控制的日益加深,加之外部政治軍事環境的惡化,令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體系走上了一條官僚資本膨脹與濫行通漲互為惡果的不歸路。

本文作者:魚知吾(今日頭條)

原文鏈接:http://www.toutiao.com/a6707859592962900494/

聲明:本次轉載非商業用途,每篇文章都注明有明確的作者和來源;僅用于個人學習、研究,如有需要請聯系頁底郵箱

91免费观看在线网址